简要案情：

2024年5月16日下午13时许，犯罪嫌疑人王某在某市某站上车乘坐西行K118路公交车，坐在车右侧最后一排座位。车行至某区经西路站时，被害人付某某上车坐在其旁边睡着，后付某某的黑色华为MATE50PRO手机（价值2800）元从右侧裤子口袋掉出，落在二人两腿之间。车行驶接近某区“开华医院“站时，王某趁机将该手机偷走并下车。2024年5月17日上午，民警在王某家中将其抓获，王某当场从其卧室床头柜抽屉中将盗窃的手机取出交给民警，并发还被害人。另查明，该王某在2023年8月曾盗窃他人自行车（价值300元）被治安拘留5日。

争议焦点：犯罪嫌疑人在有治安处罚前科的前提下是否具备相对不起诉的条件？

办案过程：犯罪嫌疑人在采取取保候审后，其近亲属联系要求为其提供法律帮助，经辩护人了解情况后认为本案涉案金额较小，不起诉概率较大，告知其没有必要委托律师。但经委托人及近亲属再三请求后接受委托并参与本案的辩护工作。接受委托后依法调取本案全部卷宗材料，经审查认为本案事实清楚、证据充分，但本案涉案金额刚刚达到立案标准，且无犯罪前科，系临时起意的偶然犯罪，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，经与公诉机关协商拟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。

一波三折：经过几天的耐心等待，公诉机关告知本案因犯罪嫌疑人有治安处罚前科，经上会研究不符合不起诉条件，拟提起公诉。辩护人与公诉人协商争取时间，三天内与被害人达到和解协议并出具谅解书，同时再次提交法律意见。主要内容如下：

犯罪嫌疑人王某虽有盗窃前科受过治安处罚，但经辩护人查阅相关资料，行政处罚前科能否作为量刑情节对被告人进行从重处罚，没有法律依据和相应司法解释予以支持。目前《刑法》明确规定了三种“前科”情况进行法定从重处罚，即《刑法》第六十五条规定的“累犯”、第六十六条规定的“特别累犯”、第三百五十六条规定的“毒品再犯”，从这几条规定不难看出这里的“前科”属于“刑事处罚前科”而非“行政处罚前科”。

根据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》常见量刑情节的适用中第12条规定“对于有前科的，综合考虑前科的性质、时间间隔长短、次数、处罚轻重等情况，可以增加基准刑的10%以下。前科犯罪为过失犯罪和未成年人犯罪的除外”。

从该条文的规定中可知，前科可以作为酌定从重处罚的情节对被告人进行从重处罚，但是从条文的字面解释来看这里的“前科”仍然是指的“刑事处罚前科”没有涵盖“行政处罚前科”。故行政处罚前科作为从重处罚情节对被告人进行从重处罚没有依据。

综上，辩护人认为，犯罪嫌疑人符合不起诉条件，且无法定及酌定从重事由，其已认罪认罚，并且与被害人达成和解，取得被害人谅解，本案显属情节轻微的刑事案件，依法作出不起诉处理更符合我国目前“少捕慎诉”的刑事政策及轻罪治理的司法精神。因此，建议对犯罪嫌疑人王某依法作出不起诉处理。

处理结果：

经过多次与公诉机关进行磋商，最终辩护意见被采纳，依法对犯罪嫌疑人王某作出不起诉决定。